另一方面，一些人的权利意识还有待提高，人们实现权利的手段还有待完善。

在这里，二者相遇，前者似乎占了上风。关于生命财产的部分，是《唐律疏议》关注的另一重大方面，甚至可以说，除了道德伦理部分，就是生命财产部分，亦即权利关系部分。

从这个范围来看，大多是有利于营商者的，是对经营者权利的认可与保护。在现代法律中几乎是唯一主角的权利，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一直缺席，岂非咄咄怪事。另有一些案子，也属于保护人们权利的，在现在应该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，但在《唐律疏议》中作为刑事案件来对待。当此之时，诸侯莫能以德，而争于公利，故以权相倾。地官主管民之教养，主要就是教导人们如何生产生活，这就涉及到人们大量的利益和权利，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只以最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土地使用而言：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相民宅，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，以蕃鸟兽，以毓草木，以任土事。

[50] 参见（德）马克斯·维贝尔著，姚曾廛译：《世界经济通史》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一章。最后，中国主流的传统思想具有崇义绌利的总体倾向，这除了视义与利二者相敌，从而有过犹不及的政策偏激。这个讲话是高屋建瓴的，很多内容非常精彩。

如果要求更苛刻一点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论，未能洞见性善性恶的社会历史原因，未免让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实践性打了折扣。如果不能根据道德规范来作出有关道德案件的法律法规，法律就失却了它的公正性。[39] 《礼记·中庸》[40] 同上。政治权利（或更准确地讲民主权利）则不同，在古代法律（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）中几乎都没有表现，只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，政治权利才堂而皇之的进入法律中，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

当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严重背离政治权力的这一真义时，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己力量强大时必然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，并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，也加入其中，最后在各阶级的博弈中，实现了每个人都享有的民主权利。[5]孟子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，外界条件的变化会对道德的成就形成影响，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，如果人性中只有善根，而没有变坏的基因，环境的恶劣也只是不利于道德的成长，而不会使道德变为恶行。

而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时，犯了错，侵害了他人的利益，危及了社会的安定，有人则说，这是民主的权利，不能限制，更不能惩罚。因此，孔子的这段话中，也含有无讼以求的意味。作为自我联系的差别，同时也可说是自我同一。[16]他还援引并同意美国人亚历山大·比克尔（他称之为伟大的美国律师和思想家）的观点：的确存在口头暴力这样的东西。

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律师制度，诉讼当事人即使能够自诉其理，但由于当事人对法律条文不了解，对诉讼程序不熟悉，对法庭环境不适应，很难正当地主张自己的权利。法律就是争讼的艺术和科学!第二，民族容易学得一种假冒为善的脾气。民主权利（或政治权利）实现的过程，正好证明了一个真理，即政治权力是用来兼顾不同阶级的利益的，在现实的权利对立中防止这种对立恶化，保护人们（各阶级各阶层各个人）实际存在的权利，避免社会陷入无序状态。

可见，在人类的历程中，道德与权利，总和我们相依相伴。三纲中有两纲是涉及家庭道德的，在中国古代长期成为维系家庭社会的纲纪。

其次是查封后标的物的收益很长时间（一年多）没有执行给申请人。这一次陈有西代理王振华的案子，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而法律作为政治之一种制度设置，理应以道为根本遵循，这一点在我们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爬梳中，渐次清晰，比如说韩非子主张的法学思想及其在秦法中的实践，就是直接以道为宗的，只不过韩非子所宗之道是接续于乃师荀子之道，以人性恶为基，并作了极端化的处理。三 权利权利在中国法律中被重视、成为法律的主轴是近代以来的事，无须讳言，这也算西法殖民对中国法律的惠赐，让权利这一道的重要分支在中国法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。其次，是对免而无耻的深入理解，在法律中所处理的是人们之间的恶的对立，无论是作为原告与被告，还是作为公诉人与被公诉人（在古代是衙门与罪犯），二者都处于恶的对立中，双方是你非我是、你输我赢的非此即彼的关系，即便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，双方始终处于敌对、争执的关系中，不可能出现推己及人或仁爱的关系。不仅是人性的内在流淌，也不仅是与权利的世代恩仇。就此而言，以儒学为道之代言，以儒术一尊代替道之一尊，使中国传统政治定于一，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。[20]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，二近代的误读、三西方学者的皮毛之论。

经济权利在法律中的本位，在西方有长久的传统，近现代西方法学家又作了多方面深入的论证，并在法律中不断加以完善。既然如此，法律的公正性主要就来源于道，来源于道德和权利。

[33] 《论语·为政》[34] 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[35] 黑格尔：《小逻辑》第177页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。如果办案之人再加上自己的私心，抑制不住自己的贪念，徇私枉法，贪墨坏法，这样的司法就更加不堪了。

不过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并非一马平川，而是颇多坎坷，最初以为可以仿照苏联，依靠无产阶级在大城市发动暴动，或攻占一些中心城市，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成功，夺取政权。在司法过程中，其实早有对立的存在，在诉讼双方之间，在诉讼者与法官之间，都存在对立，司法的目的，就是在这些对立中寻求同一。

还可以在与审判者的对立中据理力争、援法相助，使裁判更趋于公正。况且道德与权利天然地就存有对立，发生龃龉是普遍的现象。我们还要看到，道德与权利又是相互依存的，且不说二者都是人性的外化，同处于一个生命体中，说二者是命运共同体并不为过。《大戴礼记·礼察篇》借孔子的话说：凡人之知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。

如为权利动了刀兵，那就是战争。对于这样的政治权利——最好不用民主权利，因为民主是多数决而非真理决，容易产生偏执——国家要加以培植，法律要予以保护。

但是，二者又有冲突、有矛盾，如果处理不好，轻则有损人们的生命质量，重则败家亡国，不可不慎。心里虽有冤曲，因为礼教的缘故不敢直说，恐怕动辄得咎，所以还是忍耐为妙。

道，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运用，我们说儒家在对道的探索中从人性深处来体认道，这具有本体论意义。近代以后，随着中国的积贫积弱、外族入侵，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使命，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膺负这一历史使命诞生的。

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推进依法治国问题，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中国人是最爱把家庭与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，家庭道德也自然发衍为社会的道德。假如，我们说假如：有法律明确规定申请人可以直接监督执行法官依法办案。因此，个人道德不仅是人性的流淌，却又遭到人性恶的狙击，而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，道德更能给人类带来光明，带来希望，显得尤其珍贵。

[44]在这里，生产资料公有制、商品生产的消除、计划经济，成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标配。人们有获取政治权利的自由，这个自由应该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意志，这个获取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，没有凭空而来的经济权利，同样没有凭空而来的政治权利

一定要注意不能因权利的实现而忽视道德的践行，更不要为权利的获取而毁伤道德的堤防。其次，是对免而无耻的深入理解，在法律中所处理的是人们之间的恶的对立，无论是作为原告与被告，还是作为公诉人与被公诉人（在古代是衙门与罪犯），二者都处于恶的对立中，双方是你非我是、你输我赢的非此即彼的关系，即便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，双方始终处于敌对、争执的关系中，不可能出现推己及人或仁爱的关系。

在西方中世纪，由于宗教势力的专横，由于封建领主的压榨，普通民众的经济权利都得不到较好的实现，就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了。[33] 《论语·为政》[34] 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[35] 黑格尔：《小逻辑》第177页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。